晚上8點半，湖濱in77E座2樓松果喜劇劇場，里面爆發出的笑聲，震得進場口的門嗡嗡作響。

　　一位戴漁夫帽的小伙子，在門口用紹興方言打著電線分還有一場，你先過來，看完我們去吃夜宵。”

　　幾米遠的后門處，小七一邊點頭，一邊跟旁邊的候場演員聊著天，“聽里面的反應，這個梗響了。”作為松果喜劇的創始人，幾乎每一秒鐘，他都能保持對內容的“高敏”狀態。

　　同一時刻，整個杭州差不多有20場脫口秀正在開演，周末的空氣里，笑這件事，仿佛成了一條連接年輕人的無比“絲滑”的紐帶。

　　清明小長假，全杭州有近80場大大小小的脫口秀演出，晝夜不停運轉，代表這座城市測試著來自全國各地觀眾們的笑點。

　　經由線年到現在，“一個話筒一張臺”的脫口秀，經歷了生根萌芽、急速擴張、低谷徘徊、升溫回穩的過程，同時，也正在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加速“入場”：商場空間的重構催生“喜劇商圈”，演員的迭代加速內容進化，觀眾的專業性倒逼行業升級。

　　從疫情期間全國脫口秀演員的避風港，到如今演員淘汰率最高的城市之一；從咖啡館“開放麥”時代的5人觀眾，到如今單日7場連演的盛況……杭州的脫口秀生態正在被重塑，新的故事正在上演，而笑聲也正在重新定義這座城市的夜晚。

　　從自動扶梯上到in77E區2樓，依次經過琳瑯滿目的手辦店、飾品店、服裝店，昭示著這是一個年輕人的世界。

　　如果沒有門口的招牌、海報，一下子很難分辨位于對角線的兩個空間，到底是什么經營業態。但當夜幕降臨，兩邊的笑聲穿透門縫，在商場中央形成“對沖”音浪，這樣的“廣告效應”，很難讓人不湊上去一探究竟。

　　“是不是有點像電影院的IMAX廳和普通廳？”小七熟練地把一張新海報換上墻，轉過頭打趣道。

　　2019年，小七還是建筑設計公司的職員，每天6點一下班，就直奔小河直街一家小酒館，“一人分飾多角”——自己檢票、自己主持、自己講段子。一場開放麥，最少的時候，臺上臺下加起來也只有五六個人，“最后相互鼓掌，然后相互改段子”。

　　當時，曾有網友在某旅游APP上留言，“在杭州住個旅店，都能碰到演脫口秀的”，說自己出差在杭州入住的青旅，晚上竟然有人在大堂表演脫口秀，還圍了不少人看。

　　2019—2020年，“下沉”是杭州脫口秀市場的主旋律，一個幾平米的空地，一個話筒架，一個人，陣勢上的“小、快、靈”，讓脫口秀這種演出形式，遍布各個酒店、茶館、咖啡館……當時，類似的脫口秀演出場地大概有二三十個，已經超過了傳統意義上的劇場。

　　松果的轉機，出現在2021年，小七和合伙人咬牙租下浙江話劇團的排練廳，首場演出，150張票全部售罄。上海人Terry也是當年的“墾荒者”之一，據他回憶，租，是彼時脫口秀演出運營的常態，2021年下半年，Terry幾乎每個月都要租用延安路上的一家咖啡館，租著租著，最后把老板娘變成了老婆。

　　在浙線個多月后，松果攢下了俱樂部的第一桶金，小七與合伙人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——進商場，而且要進杭州最核心商圈的商場。至今，陳萍萍還記得2021年12月31日，松果在in77E區開業演出的場景，“全是人，全在笑”，她也第一次意識到，跨年夜可以在商場里以這樣的方式度過。

　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以松果為代表的幾家俱樂部，開啟了一場“商場里的笑聲演義”，也奠定了如今杭州脫口秀市場的最大特點——成為全國僅次于上海、商場門店最多的城市。

　　“商場基因”拉到峰值的2022年，整條延安路從北走到南，從國大到一直到西湖銀泰，聚集了大大小小十多家脫口秀俱樂部，儼然“中國版麥克道格街”（紐約的脫口秀一條街）。Jerry說，他曾經沿著延安路趕場演出，最高紀錄一個晚上演了5場，“結束后正好在紅門局吃個夜宵。”

　　這幾年，不斷淘洗進化后，湖濱商圈成了如今杭州脫口秀不可撼動的核心板塊。圈子里有個段子，說在平海路延安路口過斑馬線的，十個人里就有一個正趕去講脫口秀。這樣的形容并不夸張，光是工聯CC一個商場里，就開了四個二、一支麥、肆笑3家俱樂部，而方圓幾百米內，in77、湖濱88、解百，每個商場都還有其他俱樂部。

　　在四個二喜劇的運營負責人八斤看來，其中有兩個最主要的原因：一、湖濱這幾個商場都沒有電影院，“相當于去掉了同等級的娛樂競品”；二、湖濱是全國各地游客的打卡首選地，“逛完西湖，在商場里吃完飯，沒事干了怎么辦？打開貓眼隨便一搜，原來還有這么多脫口秀演出能干，就一鍵下單了”。

　　只要能扛得住每個月大幾萬甚至十幾萬的房租，杭州的脫口秀主理人們都渴望湖濱商圈這個“天然流量池”。四個二喜劇在濱江有店，在蕭山有點，但能穩定貢獻營業額的，還是得指望湖濱店。八斤說，他們曾經做過統計，節假日很多場次，甚至50%的觀眾都是游客，“但也只有湖濱商圈，有這樣‘霸道’的轉化率”。

　　記者在工聯CC轉了一圈，發現雖然是“貼臉開大”的競爭關系，但幾家俱樂部還是形成了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，比如一支麥今天排了六點半的場次，那四個二就盡量錯開半小時；比如四個二今天請了位大咖演員，那肆笑的王炸就可能留到下一周，“大家都有飯吃，才能把飯吃得長久。”八斤說。

　　2018年冬天，萬塘路的酒球會，舉辦了一場脫口秀拼盤，陣容里有大家熟悉的呼蘭、老田、豆豆，還有“本土勢力”胖達威。

　　當時在臺下前幾排的觀眾里，就有阿迪，那也是阿迪第一次看線下脫口秀演出。這個從小伶牙俐齒的男生，看了《脫口秀大會》后只有一個反應，“就這？那我也能講”。

　　于是他開始搜索參加節目的報名方式，后來無意中發現了杭州酒球會的這場演出，就決定去瞧瞧。

　　演出結束，其他演員都連夜趕回上海，按照阿迪的話來說，當時只有胖達威站在舞臺旁左顧右盼“等待粉絲來合影”，“我走上去問‘我也想講脫口秀，能加入你們嗎’。”

　　胖達威爽快地把阿迪拉到了一個微信群里，群里近200個人，基本都是杭州熱愛脫口秀的素人。

　　半個月后，2019年1月，胖達威邀請阿迪去下沙一個咖啡館看“開放麥”演出，到了阿迪才發現，臺下觀眾連他在內，總共只有6個人。

　　一周后，他連夜趕了幾個段子，直接上臺，做了自己的首個脫口秀“開放麥”演出。對于那次阿迪的表現，胖達威調侃評價“簡直是卓別林再世”。

　　如今，阿迪已經穩定成為杭州“至少胸部以上”的脫口秀演員，幾乎每個月都在全國各地飛，采訪前，他剛剛在合肥呆了一個禮拜，工作日每天演兩場，周末演四場。自去年年底《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》與《喜劇之王單口季》兩檔節目播出，觀眾的熱情被重燃以來，阿迪基本都保持著這樣的工作強度。

　　“當然，最高紀錄還是在杭州。”去年年底最猛的一天，從下午到晚上，往返于各個俱樂部之間，他干了7場。

　　凌晨1點，剛結束了外地演出的付二，在杭州東站刷身份證出站，“回家還不能馬上睡，剛剛在火車上又想到了幾個梗。”付二準備把它們加到原來的文本里試試，因為再過幾天，他就要趕赴下一輪在莆田、福州的演出。

　　初見這個“泡面頭”男人，你很難把他與脫口秀聯系起來，但在圈子里，付二是公認目前杭州市場上top級別的演員。“基本上沒有休息天。”他打開日歷，把蘋果手機推過來，密密麻麻的行程，包括各地的商演以及他自己的巡演《逃離一會》，已經排到了十月份。

　　在付二看來，杭州這個地方，讓他完成了職業生涯的躍遷。最早在廣州，因為行業整體水平偏低，他每個月只能賺五六千元，后來去了上海，直接兩萬起跳。在朋友的建議下，2023年，付二來到了杭州。

　　其實在此之前，付二對杭州的包容度就有所耳聞，疫情期間，杭州始終堅持上座率不超過80%就能正常演出，一度讓全國最牛的脫口秀演員都飛到杭州來“找口飯吃”，也正是那段“神仙打架”的時光，為如今的市場打下了穩定的觀演基礎。

　　在杭州這兩年，付二最深刻的感受，就是脫口秀從一個小眾領域變成了一個穩定的產業。

　　但故事的另一面，是經不起市場淘洗的演員，在杭州這條脫口秀“流水線”上，也以愈來愈快的速度被淘汰。按照付二的說法，現在基本上已經到了每三個月就要迭代一次的頻率。

　　“其實俱樂部都很現實，請你來兩次，都不好笑，梗都不響，就不會再有下一次。很快，其他俱樂部老板也都會知道你帶票能力一般。”這樣的演員，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出場費越拿越少，從幾千慢慢降到幾百，最后沒人請，就默默消失了。

　　前幾天，付二還跟朋友聊起，怎么之前一起經常演的某位演員，很長時間沒看到了。后來才聽說，因為一個月接不到一場演出，最后只能退圈。

　　關于這一點，阿迪和付二有著相同的觀點：那些只會用低俗段子迎合觀眾、沒有界限和底線的演員，直接就在市場的篩子里被過濾掉了，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。

　　一位俱樂部老板告訴記者，目前生活在杭州的脫口秀演員，算上全職的兼職的，總數差不多有近500個，而且每天還有人經朋友介紹，帶著滿滿的熱情和段子涌入這座城市。

　　源源不斷的“外來者”，也讓付二、阿迪們隨時都有緊迫感，并對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　　聊天間隙，付二還給記者看了手機里的一個備忘錄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隨手筆記，一萬多字，差不多往下劃半分鐘才能到底。付二說，這些都是自己平時生活中聽到、看到、想到，或者一瞬間冒出來的好笑靈感。有時候，甚至跟女朋友一句不經意的對話，都會讓他立馬伸出手：“先別說話，讓我先記一下。”

　　“明年沖一下綜藝”，是付二的野心，然而這并不簡單，因為要在綜藝上扛到第三輪，至少得儲備30分鐘的高質量內容。所以，從去年到今年，付二給自己的硬性要求，就是每個月必須出5分鐘爆笑的新段子，只要不出差，每天下午在松果隔壁的M Stand，他都會點一杯咖啡，認認真真創作兩小時。

　　在付二身上，你能感受到一種明確的上升渴望，他有欲望也有耐心，進階到這個行業更核心的層級，“因為脫口秀不會錯過任何一塊會發光的金子”。

　　在松果笑得前仰后翻的人群中，陳萍萍掏出手機，按下錄音鍵，“這個演員的callback（回調梗）設計得妙，但鋪墊太長。”第二天，陳萍萍在小紅書發了600字的觀演長評，并附上逐句分析。而在一個多月前，她還跟杭州其他幾十個“有表達欲”的觀眾組了個群，他們像影評人解剖電影一樣解構段子，甚至會發起“最佳新人演員”投票。

　　至今，Terry還對6年前的一場脫口秀演出印象深刻，當時是在城西的一家咖啡館，連續兩個上臺講的演員都不專業，經常忘詞然后“嗯”、“啊”在那墨跡半天，看得人尷尬癌都犯了。最后，臺下一家三口客人直接摔門而出，連牛排都沒吃完。

　　如今的觀眾，表達觀感，很少會再這樣“直接開銷”，他們更習慣在朋友圈或微博來一條：“XX昨天第三分鐘的職場段子，和北京某演員上月的開放麥撞梗了。”

　　像陳萍萍那樣的，就是小七口中的“秀評人”，“你無法想象，一些小俱樂部的小演出，在豆瓣上都會有專業評分”。

　　之前在圈里有個真實的故事，一位演員在表演中講了個關于“下三路”的低俗段子，第二天就被小紅書上的幾十條Report轟炸得體無完膚，消息很快傳開，在那之后，杭州就再也沒有俱樂部找過他，最終這位演員只能去了其他城市。

　　上個月“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”巡演來杭州時，四個二喜劇的幾個老觀眾都沒去看，八斤有些意外，“換作幾年前，那是買黃牛票也要去的”。只能說，隨著線下脫口秀市場的不斷成熟，觀眾越來越知道自己要什么。

　　“節目肯定有濾鏡，以前，大家非笑果不看，本質上更多地是去現場‘看明星’。”八斤說，但當坐進現場，發現很多都是節目上聽過的段子，這種新鮮感很快便會褪去，“反倒是本地俱樂部的小演出，如果每個新人都能帶來一點驚喜，那疊加的開心buff肯定不一樣。”

　　陳萍萍就是一個例子，從去年開始，她粉上了本地的一位演員，“我覺得他的職場段子，比趙曉卉還要接地氣”。最瘋狂的一段時間，這位演員去哪個場子演，陳萍萍就跟到哪里，也看著他的出場費，從800元變成2000元，再到現在的5000元……這種養成系所帶來的滿足感，是買黃牛票去大劇場跟風所無法比擬的，“萬一哪天他上了綜藝，火了，我之前80塊一張票看了這么多場，也賺了。”

　　“這兩年，杭州觀眾的成長速度，一點不比演員慢。”在仙人掌喜劇主理人吳甄艷看來，脫口秀正跟來到現場的年輕人們一起，探索生活中最有趣的一面，并在潛移默化中完成消費習慣的重塑。

　　上周六晚上，記者在工聯CC做過近兩小時的實地觀察，許多出來逛街的情侶、閨蜜，都會在吃完飯、購完物后，順手打開貓眼或者大麥，決定接下來兩個小時該怎么度過。這個時候，如果同期又沒有特別火的電影，“百元以內票價”、“還能坐下來歇歇腳”的脫口秀，就會成為觸手可及的消費選項。

　　“本質上來說，看一部電影《哪吒》，和看一場脫口秀，已經沒有太大的區別。”這是阿迪的觀點。事實上，為了迎合觀眾消費習慣的變化，從去年到今年，杭州各家俱樂部的演出排期，也越來越像電影場次。

　　以四個二喜劇為例，4月5日（周六）那天，14：00、15：00、16：30、19：30、20：00、21：45，總共排了六場，平均每小時一場的場間間隔，甚至已經超過了許多非熱門電影。

　　在六樓的一支麥劇場門口，記者還遇到了兩位拎著大包小包的女生，在反復對比貓眼和門口海報的信息后，兩人買了兩張19：30的票。其中一位女生還展示了手機上的“杭州旅游攻略”，其中有一項打著星號——“看一場脫口秀”。

　　交談得知，兩人從麗水某縣來杭州玩，因為當地一直沒有脫口秀演出空間，所以看脫口秀也成了她們的打卡目標之一。

　　事實上，如今杭州幾家名氣比較響的俱樂部，也確實時不時會成為游客們的“文化伴手禮”。小七說，去年松果武漢店開幕時，他隨后一問“有多少人知道松果的”，現場竟然有十幾個人齊刷刷舉起了手，“都是之前來杭州旅游時看過的”。這件事，也更加堅定了小七繼續把松果做下去并且做得更好的信心。

　　正如付二所說，這座讓自己發生“躍遷”的城市，有著穩定的市場、基數龐大的俱樂部、愿意花錢并懂得觀演的消費者，“如果你是一個注重自身發展的脫口秀演員，這種‘六邊形屬性’，很有吸引力。”

　　最典型的例子，一個晚上，付二能在杭州演四個場子，而且每場都有超過八成的上座率，能給出最真實的反饋。對于演員來說，就有充分的時間去打磨梗，這個梗不響，到下一場就再換一個，直到試驗出最好的效果。“能滿足這么多條件的城市，全國很難找出第二個。”

　　盡管如此，如何在競爭中活下來，活得更體面，依然是各個喜劇廠牌主理人們強行斟酌的命題。

　　采訪那天，小七中途還去跟一支拍攝團隊聊了聊，他最近想把松果演員們的線上賬號運營起來，比如戴著那種有拍攝功能的眼鏡，以第一視角記錄脫口秀演員的生活，買鹵菜、寫段子、打臺球，甚至站上臺看觀眾席的感覺。

　　在小七看來，當商場店成為大多數俱樂部的標配后，借助Shoppingmall流量的打法，已經幾乎沒有優勢，“未來，各家很可能就是往MCN公司的方向發展，從內容創作到藝人運營再到演出安排，全包；IP和流量，也都要。”

　　九游娛樂官網而隨著市場的慢慢穩定，由脫口秀延伸開去，“打造一切幽默生意”（喬治·卡林所說）的愿景，也在嘗試中一步步變得觸手可及。

　　阿迪說，大概從2022年開始，杭州許多公司的年會、表彰會，還有商場開業、樓盤啟動等，脫口秀作為節目的優先級，不斷在提高，“一方面，綜藝節目帶來了關注度；另一方面，確實笑是最好用的情感共鳴方式。”

　　不僅僅是站上去演出，幕后的活兒，阿迪他們也干。如果甲方想讓自己員工表演脫口秀，那阿迪和同行們，就負責寫稿和表演指導。

　　去年，某車企在杭州做了一次新車發布會，領導、員工，還有請來的明星，總共五六個人，每個人都要上臺講一段脫口秀，稿子由阿迪團隊全包，“不能簡單地稱之為‘槍手’，其實文本也是脫口秀行業重要的一部分，對吧？”

　　還有讓人更想不到的細分領域，每年雙11、618之前，阿里巴巴都會來找阿迪采購文案，寫什么呢？就是促銷日大家搶到的紅包，中獎的，打開是減免的數字；沒中獎的，就會跳出一句幽默文案，讓人會心一笑，“這樣的段子，對專業脫口秀編劇來說真的很輕松。”阿迪說，他手機里有100多個編劇，接到類似的外包業務，大家都會相互派單，“對企業來說，都是幽默的知識付費”。

　　事實上，脫口秀的“出圈”，也確實在杭州呈現出了驚人的兼容性。企業迎新會，高管們放下PPT講段子；婚禮現場，脫口秀取代串燒成為暖場標配；一些政府部門、管理機構宣講政策也喜歡用脫口秀……幽默，正在成為生活的剛需。

　　四個二俱樂部的簽約演員里，有白天設計新能源電池、晚上講理工男相親的工程師；松果的開放麥舞臺上，出現過醫生、老師、公務員，甚至菜場攤主。這種全民參與的狂熱，讓脫口秀超越了娛樂，成為某種城市的文化語境。

　　當深夜的脫口秀劇場，觀眾為某個段子鼓掌時，他們也在為一座城市的包容性投票——這里容得下忘詞的開放麥，也容得下無數人用笑聲對抗生活的荒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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